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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玉,唤醒与重建历史之地
2013-08-31 12:36:46

  在山西众多历史文化重镇中,人们大多知道朔州,但对朔州西北的右玉就少有见闻流传。其实,朔州之所以能够连接、并进入中国的大历史,是以右玉为节点的。

  这个曾经政治军事(万里长城与汉胡关系)、经济贸易(茶马古道与走西口)两条大动脉的交汇处,留至今日可供旅游、凭吊的,多是关隘、屯堡、古道……重建的“杀虎口”以及旁边的右玉博物馆、康熙雕像,是右玉人希望重新在历史长河中浮上水面的努力。但比之这些古迹旅行,如今的右玉更令人赞叹的是其自然环境的改变。它愣是在半个世纪内,将黄沙大漠变为了塞上绿洲,提供了一个生态旅游的良好范本。当古堡残垣点缀于浩瀚绿林中,这景象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历史的重量。


  对于个人史愈发雷同的现代人来说,旅行是一种主动捡拾历史的过程,而我这次到达的山西朔州市右玉县,正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地方。


  山西以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著称,在其众多文化重镇当中,资深旅行家们大多知道朔州,但对朔州西北的右玉就少有见闻流传。其实,朔州之所以能够连接、进入中国的大历史,是以右玉为节点的。甚至,右玉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与地理上的一个核心节点,是政治军事(万里长城与汉胡关系)、经济贸易(茶马古道与走西口)两条大动脉的交汇处。今天,右玉正焕发着别样的生机,但恐怕在此之后若干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无法将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与右玉联系起来:胡服骑射、汉击匈奴、昭君出塞、唐攻突厥、安史之乱、宋征契丹、明锁蒙古、康熙亲征葛尔丹、晋商大盛魁、走西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王朝在此地反复争夺,或战或和,使得如今在右玉当地打井已经很难遇到本土,且极容易发现白骨、古钱甚至子弹壳。

  右玉古战场最后一次发生的大战,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的中期,距今不足百年。烽火台与长城从时间与空间上,都已经丧失了参与战争的价值,它们很容易被现代战争所摧毁,甚至是被现代战争所遗忘的。20世纪前叶,杀虎口最后一次作为军事要冲迎来了内蒙冯玉祥与山西阎锡山之间火药兵器时代的南北大战,杀虎口的遗留富商纷纷逃离,中国历史上的军事与经济重镇杀虎堡从此一蹶不振。




  明朝一代修筑了万里长城,仅长城一线,就陈兵百万以上,这种对蒙古部落的严防死守,使得蒙汉关系到了但求一战的地步。清康熙开放、积极的民族与边塞政策,很好地化解了几百年的蒙汉积怨(直到明朝,杀虎口还称杀胡口,据传是康熙改掉了这个含有民族仇恨的名字),但向大漠草原延伸的王朝势力也同时融解了围绕在杀虎口一线的千年历史沉疴。乾隆四年(1739年),扼守西北关隘的指挥中心被迁移到更北方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光绪年间,杀虎口的税卡建制也被撤销。而这,才是右玉这个历史重心失落的关键原因。一个简单的数字便能说明问题,目前全右玉县约有10万人口,而在清朝杀虎堡全盛时期,便已有4万人居住。

  或大或小的生活世界,都有自己的传说,但杀虎口以及右玉自身的传说,即便是当地人,也没有几个能详细复述了。重建的杀虎口以及旁边的右玉博物馆、康熙雕像,正是右玉人希望重新在历史记忆长河中浮上水面的努力。但缺少经济与军事的润泽与打磨,文化的奠基也只能沦落为历史的凭吊。从右玉县城驱车半小时,就到了杀虎口。城墙关隘虽是近几年新盖的,但在右玉严寒的冬日,还是有一种雄关万里的巍峨气质。不过,周边山脊上的长城与烽火台遗迹,就像中国所有的古长城一样,正在日复一日的消磨殆尽。

  杀虎口古称善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民族对峙与军事争夺的中心地带。杀虎口之北,是水草丰美、林木茂盛的大青山、阴山、河套地区;之南,是物产文化繁盛的农耕中原大地。游牧民族栖息在漠南蓄势,随时窥测、通过晋北平原直入中原腹地,而杀虎口东西有黄河与群山的天险,所谓“挟三关而控五原”,这一狭长平坦地带是南下中原,从山西进入河北、河南、陕西的必经之地。


  因游牧与农耕地区有强烈的经济互补需求,其边境地区就显得尤为敏感,关系和缓时,就是贸易重镇,关系破裂时,就化为血腥战场,其间,则是不同形态的南北对峙。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康熙帝,作为非汉族政权,亦通过杀虎口处置与北方、西北方民族的关系,并一举奠定了杀虎口最后的辉煌与衰落。

  其时,满族刚刚夺取王朝政权,蒙古族经过明朝一代的万里长城封锁,其族群势力与军事动机皆如箭在弦上,而在尼布楚领土争端中没占到便宜的俄罗斯,则挑动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发动叛乱。康熙曾三次亲征噶尔丹,前两次都因深入大漠、战线太长,没获取决定性胜利。最后一次出击,他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在今右玉苍头河畔屯兵,以杀虎口为基地,缩短军事供应线,最终击败占有机动优势的噶尔丹叛军。

  如今,右玉县在苍头河上建立起了“湿地生态走廊”。盘走在苍头河的左岸与右岸之间,似乎只十步之遥,季节的缘故,湿地面积并没有那么大。虽经过了五六十年植被恢复的努力,苍头河仍难以让人联想到水草丰美、厉兵秣马的驻扎宝地。又或许,我们的历史想象力远远超过了历史能承载的空间。

  石器时代,右玉一带即有人类生活痕迹;及至清朝,以晋商“走西口”为基础,更是兴旺、宜居之地。否则,康熙也不会选择这个地方作为西征的大本营。在重修的杀虎口关隘前,有康熙帝亲征的铜像,那是右玉历史中最近、也是人们最熟悉的黄金年代。那时这里不仅是皇朝的军事基地,亦有钦差监管的通商税卡,孕育了最初的晋商萌芽。尽管没有王家、乔家的大院,但右玉的“大盛魁”仍是实际上的晋商之王,极盛时期仅商队骆驼就超过十万匹。就像最初杀虎口作为军事与经济枢纽的地位一样,晋商的缘起,即是为了保障康熙亲征大军粮草供应的军商,逐渐发展为倚靠杀虎口税卡繁盛的官商。晋商敢于冒险、讲求忠义的商业伦理,正是来自从军的作风。

  杀虎堡是晋商西出杀虎口的基地,很多人也落户在此,并有众多服务商队的商家。如今在杀虎堡之间流连,满眼只有老式的土坯房及耕种农田,农舍大多无人居住,很难让人有“人气旺盛”的遐想。当初杀虎堡中的核心建筑“吉盛堂”的位置,如今已不可考。杀虎堡的衰落,即便堡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也语焉不详,毕竟最近几十年的变化,并不是因为什么标志性事件而产生的。

  如今,右玉博物馆中的微缩模型做得很好,能让人大致构想出当年屹立于大漠之中的杀虎堡不夜城。而从追忆历史来说,杀虎堡南边入口处的广义桥,则一直延续和积淀着那些汇流成河的历史瞬间。过了这座桥,就正式开始了“走西口”,前程是悲是喜,将自此交由命运变幻与生存意志去把握。广义桥上的车辙仍清晰可见,桥栏上的雕塑风化明显,一个是人的命运刻入了历史,一个是人的意志在历史中消磨。那雕像面露出的漠然与面对风雨的智慧,迄今不改。

  在杀虎堡近旁,就是右卫城。这座与杀虎口关隘互成犄角之势的屯兵堡,发生过数次汉族守卫、游牧民族攻击的血战。虽城内目前也以村户与农田为主,但城墙气势犹存。史料记载杀虎口附近曾有灭胡九堡,虽然今天都已不存在,但仍能想象出兵堡林立的历史场景。特别是在残阳时分,这种古堡遗迹就更容易唤醒历史。残壁之内,是农家耕田;山野之中,似乎有旌旗飘舞、尘烟四起。


  右卫城发生的一次最著名的守卫战役,是由明朝名将麻贵指挥、麻家终将参与的,虽然是守卫之战,八月围困,最后连皮革做的弓箭都被当做食物吃掉,但终令势不可挡的鞑靼军队损失惨重,从而一战成名。我们熟知的成语“杀人如麻”,即指麻贵,此话现在听来皆是贬义,但麻贵作为出身右玉的军事将领,后来还指挥过抗倭援朝以及针对后金的战争,在明史中与李如松并称“东李西麻”,是朝廷仰仗的军事领袖。在右玉人看来,以麻贵为代表的麻家将,要比在杀虎口附近血战金沙滩的杨家将,在汉族军事史上的意义更为重要。他们指挥了更多的著名战役,也获得了更多的胜利。

  杀虎口一带的军事对峙,以明朝最为森严,却也是从明朝开始松动,因为茶马贸易恰恰是从明朝开始的。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中央政府在杀虎堡设置了官方马市,而南方的茶叶也由此转入北方草原,主食肉类的游牧民族此时等待茶叶已经有几百年。

  从食物的传统看,右玉一带的饮食其实更接近内蒙,多肉食,虽然也有“一桌饭菜一半是主食”的山西特色,但不喜欢吃醋。历史上,杀虎口是胡汉对峙的地理标识,也是山西与内蒙的交界,不过如今走出杀虎口,仍是右玉的地界。传说这关外的3平方公里土地是右玉原副县长王德功当年凭借13碗白酒的豪情,从内蒙古自治区和林、凉城两个县赢回来的,但据我向王德功本人求证,他只说当时几个副县长关系好,在酒桌上定了这事,原本是为了右玉一家砖厂取土方便,没想到后来有了大用处,所以王老先生不无得意的设问:“这地要得真是聪明,不然这杀虎口重建,还不得有一半是人家的?”——这是关于杀虎口历史的最晚近的一则轶事。

  杀虎口重建后,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我们登上杀虎口的时候,正见有内蒙过来的旅行团,超大型的火车与马拉的小车,在城门洞中南来北往。过了杀虎口,进入内蒙界,那边有企业来投资乳业和饮料业,右玉抗风沙的英雄代表沙棘,也能做出可口的果汁饮料。这,就是今日杀虎口实现的沟通枢纽作用了。

  因为有关隘,有驻军,有商户,有驿站,右玉才伫立在中国历史中三千年。驻军与商户离开后,右玉作为一个地理风口,便抵挡不住大漠的侵袭。1949年,右玉已经面临荒漠化的绝境。


  这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错误。为了让胡骑踪迹暴露在视野之中,戍边的士兵确曾大面积烧荒,史料中亦有右卫城钦差暗通归化城官员盗伐大青山林木的记载,但海拔超过泰山金顶的右玉位于巨大的风口,全年平均温度不到4度,无霜期仅百余天,确实不适合林木生长。

  按照一般的历史逻辑,失却了历史倚仗的右玉,原本要在沙进人退的自然规律下从历史中彻底消失,然而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这片地方居然以一种对抗历史、对抗自然的方式重新站立起来:在万里黄沙侵袭的锋面,建立起了让世界震撼的人工生态林;在人口流离逃散的古战场,建立起一片吸引人们前来居住的生态旅游区。

  去右玉的路上,阳光格外充足,满眼白花花一片。右玉县城是新建区域,县政府坐落于一个广场旁边。这里的城镇生活与一般的北方县城并无二致,所以我几乎忘记了这里曾经、以及正在发生的生态革命。直到驱车往杀虎口路上,半小时车程,道路旁一直是无边的绿色,才感到由衷的赞叹。

  右玉直到现在都是国家级贫困县,20世纪90年代初县委书记和县长共用一台车,但今天的右玉人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充满了乐观情绪,因为在北部生态屏障的保护下,他们可以放心发展南部的煤电经济。右玉人口不多,近200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只有10万人口,经济发展平均到人头上就很可观。

  但如果将另外一项指标平均到人头上,便更惊人。目前右玉全县森林覆盖面积超过50%,而这完全是在建国后60年间以不足10万的人口一棵一棵栽培起来的人工生态林。登高远望,生态林不及原始林葱郁自然,但有种壮美豪情,让人完全无法想象60年前这里的植被覆盖不足1%。更无法估量的是最初绿色创业者的勇毅,想像一下视野当中所有的山峦,曾经都是黄褐色的荒山,在西北风的肆虐中若隐若现。从哪里开始,如何开始,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挑战。


  右玉的绿化史,是从引种“小老树”开始的。

  右玉人对“小老树”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树冠椭圆、生命力强悍的杨树是最初一批陪同右玉人立于风沙之中的绿化植被,见证了整个右玉绿化史。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右玉才逐渐引入松树等树种。乔木小老树以及灌木类沙棘、拧条已经组成了右玉最基础的生态框架。

  右玉博物馆里,能看到植树人与风沙抗争的各种工具,比如在树苗栽种下去之后,要用一个四边梯形的铁桶盖住,以抵御风沙侵袭。这样的铁桶,总令我想起当时屹立大漠的屯兵堡垒,每个堡垒并不大,但整个山头都排满这种钢铁堡垒之后,便显示出一种让人震撼的人类意志。这种以钢铁之躯扭转生态趋势的意志,更鲜明地反映在右玉人的整体群像里。

  右玉人惯常说道自己18任县委书记一以贯之的“执行绿化”政策,博物馆中18任书记的照片确实表述着一种精神传承,但王德功的一番总结也许更接近历史的本质:“并不是说只因为领导认识到绿化的重要性,所以一任任的政策才传承下来,而是领导与群众的一种共同意志,最初的领导身先士卒带着群众认识到绿化的重要性,后面的领导不执行这条绿化的政策也不行了,到底是领导带着群众还是群众推着领导,谁也说不清。”

  山西朔州流传着“右玉人好带”的说法,对此的佐证是右玉的书记到了其他县,未必能一以贯之地推行绿化政策。与王德功老先生聊天的时候刚好有阵雨,他指着窗外说:“这种天气最适宜植树,我估计政府机关都已经发动起来了,要是在别的地方,机关干部别说下雨植树了,连植树节的时候,都是花钱雇民工挖树坑。”即便是干部,如果植树成活率不足,也要受批评,自己也会觉得是个天大的错误。特别是本地干部,在他们仍在幼年的时候,就曾随着父母参与植树,之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当中,植树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王德功将右玉人的这种纪律性归结为戍边传统,因为战乱与经济衰退,原本的晋商富裕阶层都迁走了,留下来的右玉人都是戍边将士的后代。所谓“守土为责”,右玉的历史是通过军事建立起来的,这里的人并不是因为自然环境适宜生存而迁徙到这里,但既然承担了戍边的职责,就一定会守住这块土地。

  右玉是古堡之乡,而且多为屯兵堡,高大雄伟。单单走完这些古堡,就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而有游客步行寻堡、夜宿堡内,更是一种很诱人的旅行方式。


  右玉有30多座古堡,在残垣之间,大多只是村户或农田。这些古堡,没有被铁蹄所攻破,却销蚀在风沙之中,一些骨架如今正重新被绿色所浸染。我们总是希望通过保护和重修去延续那些历史遗迹的生命,从而维持住自己对历史的畅想,然而人类的辉煌就像杀虎堡的辉煌一样,终究有被遗忘的一天。相比浩瀚的宇宙生命,人类终究是过客。当人类最终消亡时,军事、文化与经济也将随着历史遗迹不复存在,而那时,唯有这些绿色是亘古长存的,而且作为人类意志的遗迹,见证着更为漫长与广博的宇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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